人間通訊社

在我這一生中，有三件事情讓我感到非常幸運，第一是我出家為僧，第二是我能和世界上有緣人士互動來往，第三就是我喜好文學。

我十二歲出家後，在叢林裡讀書，暢遊法海數十年，養成我喜好佛學，也和文學結了不解之緣。我覺得兩萬多字的《維摩詰經》就像新詩般優美；《華嚴經》裡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情節重重疊疊、意境非凡；而《大寶積經》就像由許多的短篇小說集合而成，精簡扼要，特色鮮明；至於《百喻經》就如寓言故事，含義深遠，發人深省。民間的小說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石頭記》，甚至《封神榜》，乃至於《七俠五義》等，都是我在少年時期偷偷閱讀的作品，這對我後來喜好撰寫文章，有很大的幫助。

二十多歲初到台灣，不知做些什麼事才好，一時興趣，就用文學的筆調寫了《釋迦牟尼佛傳》；以一般小說寫作的方法，寫了《玉琳國師》；之後，又用散文的體裁、以擬人的口吻，寫成《無聲息的歌唱》。從1950年代開始，很榮幸地結交許多文藝界的朋友，如：朱橋、郭嗣汾、公孫嬿、柏楊、劉枋等人，承蒙他們常賜佳作給我負責編輯的雜誌，給當時保守的佛教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文學氣息，我也頗以作為文學家的朋友為榮。我文藝界朋友中，因緣甚深者多，實在難以一一著墨，只有列舉幾位，略述如後。

朱橋（朱家駿）

第一位應當說起帶動佛教雜誌進步的朱橋。

朱橋，本名朱家駿，江蘇鎮江人，1930年出生。他是我1953年在宜蘭的時候就來往的一位小朋友，當時，我年輕，他也年輕。我在宜蘭念佛會倡導佛教的教育與文化，他則在宜蘭救國團編輯《青年生活月刊》。偶爾，我從台北帶回《菩提樹雜誌》、《人生月刊》，都會送幾本給他看看，他也只是漫不經心地隨意翻閱二下；看得出來他並不想閱讀文字，但很注重雜誌的封面或編排的美感。我想，他大概看不上那些編排的方式吧！

編輯奇才 創新潮流

朱橋什麼時候皈依佛教，我並不清楚，只知道他經常在宜蘭雷音寺裡幫忙。記得我在台北三重埔編輯《覺世旬刊》時，他就到三重埔來協助我。1963年，我代表中國佛教會出國訪問八十天期間，索性就把《覺世旬刊》交由他和慈惠法師編輯。由於他勇於突破陳年窠臼，每一期出版，我就感受到他的編輯手法比我的氣魄要大，也增加了很多美感。

後來，我負責編輯《今日佛教》，他也主動前來做義工。有時候《今日佛教》的文稿、照片，不是那麼方便取得，必須要苦苦的找尋、蒐集，不是二、三個小時就能編好一本雜誌。我看他在我北投的普門精舍裡，整個晚上絞盡腦汁苦思編輯，不曾有過不耐煩。多少期的《今日佛教》在他的手中出版了，我就感覺到，《今日佛教》編排的版面，不但在佛教界的雜誌中堪稱一絕，甚至比起社會上的雜誌，也可以跟他們一較長短，可謂風光十足。

他除了每次義務幫我編《今日佛教》外，也為青年救國團發行的團刊《幼獅雜誌》編輯。當時我就認為朱橋應該到《幼獅》去發展，在我想，人才是大眾的，我不應該自私據為己有。因此，我一再想把朱橋這位編輯的奇才推薦給讀者，透過《幼獅文藝》，他的編輯才華應該能給台灣的出版界認識。

後來，他的才華果然為救國團的主管所欣賞，真的就把《幼獅雜誌》交給他主編了。沒有幾個月，《幼獅》從一本可以說是簡陋的團刊，一躍成為全國權威的雜誌，也為台灣的雜誌掀起了編排的革命，大家開始注重美觀，版面上要有留白。我看到朱橋每天沉醉於雜誌的編排裡，真是樂在其中。

漸漸的，我因到南部籌辦佛教學院，比較不常到台北走動，所以就少於和他接觸了。1967年我來佛光山開山後，也幾次想到，應該把朱橋帶到南部來，我想我可以給他更大的空間，讓他在南部發揮出版品的能量威力。但又聽說那時他和某報社社長的女兒正在談戀愛，朱橋是一個很內向的男士，應該不適合談戀愛。雖然我和他有師徒之情，但我是出家，他是在家，彼此僅於道義之交，也就未多加詢問了。

正當我掛念像他這樣單純的人，在台北那樣複雜的環境和複雜的情感，能否應付得了；不久，惡耗傳來，他自殺了。在台灣，他無親無故，這一個時期，最親的人應該就是我了。所以宜蘭救國團的負責人楊尊嚴先生致電給我，要我幫忙處理朱橋的後事。

事到如今，人都死了，還有什麼可說呢？我一直自責，假如要他早一點跟著我到南部來，這件事情就不會發生。或者說，在他對人生感到無望無助的那個時刻，我能跟他通個電話，或者一封書信，或許就能改變他的想法。

朱橋像一顆出版界的彗星，可惜殞落了；朱橋像一株出版界的奇葩，可惜萎謝了。朱橋的謝世，不只是他個人一期生命的結束，更是整個出版界一個很大的損失。朱橋不是作家，但是文藝界的作家們，都以他為朋友；朱橋不是作家，但他提攜許多後進作家。女人有才華者早逝，稱為「紅顏薄命」，男人像朱橋者，難道也是「天妒英才」嗎？

朱橋去世已經四十多年了，現在很多文藝界的作家，像余光中、郭嗣汾、司馬中原等，談起他來，仍然是念念不忘。當然，我的內心，更是為這一位青年奇才感到惋惜，為出版界感覺到無限的可惜。

柏楊（郭衣洞）-1

在1949年，我初到台灣的時候，每天的精神食糧，除了佛經以外，就是閱讀《中央》副刊或《中華》副刊。郭衣洞（柏楊），就是那時候常常出現的副刊作者。不過坦白說，那時候我看得出他很年輕，知道在藝文界中，有「郭衣洞」這一號人物。

由於我習慣每天看報紙，早期報紙副刊上的文藝作者，大部分的名單都在我的腦海中如數家珍。但是後來忙於弘法度眾，實在沒有時間去閱讀副刊，慢慢的，興趣也就轉到了體育版。

當時，每天一份報紙，就是生活的重點，體育版的體育新聞，就是每天的希望。後來，又因為我們參與的體育競賽，像籃球等，經常打敗仗，明明可以贏的局面，到最後都是以幾分之差輸了，也曾經氣憤得不看體育新聞。於是我又把興趣轉為閱讀一些文藝作家新的作品，如筆名鄧克保（柏楊）的《醬缸》、《醜陋的中國人》、《異域》等。從字裡行間中，我覺得他已經不是我1949年認識的郭衣洞，這時，他已經成為大作家柏楊了。（待續）